2010年9月2日 星期四

發表作品-努維爾:紅色狂想曲 - 建築師雜誌2010年9月號




文/楊思勤
圖/楊思勤 廖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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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後勞作課用的那些繽紛的玻璃紙嗎? 記得把玻璃紙貼在眼前看世界變化成藍色,綠色,黃色的瞬間嗎?位於倫敦肯辛頓花園裡的蛇型藝廊(Serpentine Gallery)今年呈現的夏季展館呈現的就是從紅色玻璃紙後看到的奇幻世界。到今年為止,蛇型藝廊的營運團隊已經完成了11 位國際建築師及其合作團隊的夏季展館,每年吸引25 萬人次的遊客量。今年蛇型藝廊邁入第10 個年頭, 請來曾在13 個國家完成超過40 件作品, 同時也是2008 年普利滋克獎得主努維爾(Jean Nouvel)建造夏季展館。 七月十日已正式揭幕,將於十月十七日閉館。

讓.努維爾
努維爾1945 年生於法國西南部加龍省的菲梅勒, 畢業於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1967 年至1970 年他擔任保羅。維希留的助理工作. 1980 年他創立了巴黎建築雙年展. 1981 年努維爾贏得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的設計比賽,於1987 年落成。是努維爾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代表作,也讓他在世界建築建築史上寫下燦爛的一頁。該中心南邊牆上安上伊斯蘭風味的幾何圖案花格窗。上面設置了像是相機鏡頭的光圈,能透過外光電效應,隨外部陽光打開或關閉,用以調節室內光線亮度進而變化空間的層次感. 努維爾近期的作品包括哥本哈根音樂廳(Copenhagen Concert Hall)以及巴黎凱布朗利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

努維爾今年的作品紅的很徹底。紅色的PU 地板,紅色的咖啡廳,紅色的吧台,紅色的桌椅,紅色的窗簾與遮陽棚,紅色的玻璃,紅色的乒乓球桌。每一樣都和周邊的翠綠草地形成對比。強烈的挑戰人們的視覺。為什麼選擇紅色? 紅色是倫敦的顏色—舉凡公車、郵筒、電話亭、女王的士兵…等等。但用紅色的最主要原因— 努維爾說那是因為太陽。‘當夏日艷陽閃爍眼前,就在眨眼的瞬間,世界溶化在一片紅色之中。’ ‘我想抓住那個瞬間’ 努維爾這麼說。

努維爾的夏日展館由幾個簡單的結構組成。一些ㄇ字型鋼架,上面安置可伸縮遮陽/遮雨棚。一個長方體構造的摩登涼亭,一面高達12 公尺的傾斜紅牆。令人不安的斜度增加了幾分緊張感與戲劇化的成分。努維爾形容這面牆像是一付巨大的太陽眼鏡,是一個可以過濾陽光指揮光線的‘陽光機器’ 。採用輕型材料與金屬懸臂的結構也是努維爾這次設計的重點。靈活的室內/室外空間由玻璃, 聚碳酸酯以及紡織品組成。不過看久了以後,聰明的眼睛會告訴你這些不都只是紅色. 例如飄揚的窗簾其實偏橘紅色, 傾斜的牆面透著夕陽閃爍著橙黃色,遮陽棚下是淺褐色,鏤空的窗格是透明的,樹葉反射的陽光則是燦爛金色。

同樣是公園,同樣是紅色金屬構造,努維爾這次的作品不禁令人想起解構大師伯納楚米(Bernard Tschum) 在1993 年為巴黎北部的拉維雷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裡面所設置的節點元素。楚米放了35 個他稱為follies 的紅色微建築。 在公園中每隔120 公尺就出現一座。每個follies 都是以邊長10 公尺x10 公尺x10 公尺的立方體構成。以重複性的手法,使公園具有明確性的記號,產生辨認的認同感i。

努維爾的作品並不是楚米式的全紅鋼構,功能也比follies 要完備太多。努維爾利用不同材質呈現出不同的紅色效果。展館有些紅色表面有的反射, 有的閃爍,有的透光。紅玻璃過濾出溫暖的意象,紅色鏡面折射出耀眼紅光。努維爾想要捕捉訪者的情緒,讓人們可以在這裡曬曬自己的身體與心靈. 溫暖的遮陽棚下,傾斜的紅牆旁和暖烘烘的摩登涼亭成為一個個溫暖令人愉悅的小空間. “我沒有職業術語” 努維爾在開幕時這麼說(Garratt, 2010) 。對他來說, 建造建築如同找尋完整拼圖中少的那一塊。每項建築應該都是周邊環境中所缺少的東西. 動土之前,努維爾花時間在海德公園散步觀察倫敦人怎麼使用這片公園。 許多人來這裡運動, 遊戲。也因為如此,努維爾在他的建築中體現了 ‘愛玩’ 的情感張力。‘他說: 烘培情緒與製造驚喜是很刺激的!…我希望大家會喜歡這裡’。

蛇型畫廊的夏季展館雖為臨時性,可是這小小300 平方米的草地總能在建築師的巧手下精采變身。 提供大眾公共空間,咖啡館並定期舉辦論壇,講座及晚會。努維爾認為,對建築師來說,建造一個不用負責任的建築乃人生一大樂事 (Glancey,2010). 的確,三個月的壽命的戶外展館(除了基本的維安措施以及樹木保護)不用擔心太多平常建築師必須考慮的問題—從大環境城市規劃的設限, 建材的耐久性,到基地地質,甚至小到廁所與空調的安排都不需細想。 難怪努維爾開心地說這是一個在渡假的建築(Glancey, 2010)! 這一句說的輕鬆莞爾,卻也再次彰顯建築師不只是藝術家。 設計只是建築的一小部分,箇中的繁瑣細節與思考不是困難二字可以形容。努維爾利用簡單的線條與顏色分配, 豎立起隱形的牆與分界. 雖是一整個開放的空間, 卻巧妙地達到空間分割的效果.

另外一項暫時性建築的特點是曇花一現的美好。 因為知道夏季展管最終會被摘除,‘曾經擁有’ 比起 ‘天長地久’更令人憐惜。這層 ‘脆弱感’ 與遺憾會加深人與藝術間的感情。誠如2001 年來到蛇型藝廊搭建夏日展館的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所述: 有時候, 擁有短暫生命的建築比起某些超過50 年歷史的大型建物更撼動人心(Garratt, 2010). 蛇型藝廊的總監茱利亞.派特瓊斯從2000 年邀請哈蒂時一路走到今日,她回憶道 ‘我們總是竭盡可能地突破各種(法規上/基地上)的限制,為要使成果名留青史' 。

10 位被邀請來蛇型藝廊的建築師其中有7 位得過國際建築界最高獎項普立茲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值得一提的還有解構主義對於蛇型藝廊展館的影響。歷年被邀請來的建築師中其中四位(彼得.艾森曼、法蘭克.蓋瑞、薩哈.哈帝、雷姆·庫哈斯、丹尼爾.李伯斯金)都參與過1988 年紐約現代藝術館 (MoMA,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的解構主義七人建築展ii。每人各創作一件不安於室的建築,藉此發掘現代主義的隱含潛力。1988 年的這次展覽打造了里程碑: 不僅定義,主導與塑造了解構主義在建築上的實現,更使解構主義具體化,能在建築學上被應用。 各建築師的創作之所以被稱為解構乃是因為它們打破了大眾對於形式的思考模式. 解構主義攪亂了純粹形式的美夢,提出不同的感官詮釋(Wikipedia, 2010)。

蛇形藝廊一路走來的理念乃提供未在英國/英格蘭完成過作品的建築師一個平台,給倫敦建築界帶來創新的思考,實驗,改革與挑戰,並且讓大眾來驗收,接觸和參與。不過這則美意在2008 年邀請法蘭克蓋瑞的時候受到質疑,因為當時蓋瑞已經在蘇格蘭丹迪(Dundee)建造一座癌症中心. 媒體或反對聲浪藉此大做文章。努維爾位於聖保羅大教堂旁,耗資一億九千萬英鎊的商業大樓One New Change 施工已久, 即將於下個月落成也淪為令人質疑的話柄。歷經10 年的夏季展館計畫逐漸脫離設立建築‘平台’,反之逐漸變相成為一個給國際大師華山論劍的‘舞台’。BD 副主編,同時也是英國電郵報的社論記者伍德曼(Ellis Woodman)除了批評蛇型藝廊譁眾取寵,只邀請明星級的建築大師。他更把矛頭指向努維爾的 ‘陽光機器’,批評道 “ 這件作品是個血淋淋的例子,告訴世人努維爾近年的功名成就已經危害到他的作品品質” “說難聽點,這件設計看起來就像公司新進菜鳥畫在隨便信封背後的插圖。”

其實爭論蛇型藝廊是否違背自己的初衷,或是討論候選人完成作品的疆域界線該設成英國還是英格蘭好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嚴厲的批評猶言在耳。站在藝廊的角度思考,時逢經濟蕭條,不得不考慮現實問題。彼得羅傑斯(Peter Rogers)iii, Stanhope 工程開發公司創辦人指出,企業不可能好意思一面遣散員工,一面掏錢贊助藝廊的夏季展館。經濟拮据的當下,邀請大師級的建築師獲得贊助的機會可能比任用新秀要穩當多了。

再者,努維爾的 ‘陽光機器’ 看似配合小錢陽春上場。其實, 筆者認為努維爾以人為本,老老實實地為倫敦市民打造了一個溫馨的天地。多年下來,來到蛇型藝廊的建築師都很有野心地在幾個領域上創新:伊東豐雄(2002)愛不釋手的幾何學流動性概念引發全世界一陣演算潮流,妹島和世(2009)與西澤立衛強調建材(鋁板)的變化性與輕盈性以及視覺上的反射與清透,打造衍變的奇幻感. 李文斯金(2001)在乎建築給予地方的衝擊與異地感。除了這些領域,結構也是好幾屆夏季展館不可或缺的考量。著名結構設計師包曼(Cecil Balmond)可謂蛇型藝廊的結構總監。歷屆作品之結構皆有他背後撐腰。玩結構,做的人過癮,看的人也過癮。但今年努維爾在結構的要求上收斂許多。唯一稍微有‘玩’到結構的部分也只有那道傾斜的紅牆。回歸到以人為本的立場是筆者這次來到蛇型藝廊夏季展館的感受。這裡歡迎市民來喝咖啡,下棋,打乒乓球,丟飛盤,甚至只是躺在草地上閱讀,午睡,大大地滿足公園使用者的需求。社會的參與對蛇型藝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過蛇型藝廊的建築的藝術特質很高,對於社會的實質貢獻仍然相當有限。

荷蘭建築事務所MVRDV 的創辦人Winy Maas 提到: 如今的明星建築師似乎更應該領導業界往社會需求方面思考。當下的明星建築師都主力在博物館,美術館等城市地標,卻鮮少設計社區大樓住宅。這些明星其實有責任透過作品,帶給我們社會更深刻的影響,而不只是世界奇觀 (Wu, 2010)! 但今日的西方建築師對一般通俗的集合住宅興致缺缺。他們很會和業主溝通, 會寫評估書,會做美觀好看的設計簡報,會告訴世界這些都是 ‘我’的想法,‘我’的設計,‘我’做的。但是這種機制不適合大眾住宅,住在集合住宅裡的不是有經濟能力的 ‘業主’,而是追求安穩溫飽的 ‘使用者’ – 一般的市井小民。他們願意選擇現成的樣品而不需要獨一無二的設計。建築師對無設計感的集合住宅嗤之以鼻,自然不會向它們學習。也就是說,建築師在 ‘大眾之於建物’ 的這層親密關係上失去了其影響力 (Davies, 2010) 。艷陽下,在倫敦市民徜徉於夏季展館的同時,或許更應該給予藝廊自己參觀後的心得。市民切身在乎的不應該是藝廊是否又創出了可以名留青史的特色建築,那畢竟很虛榮。世界上真正需要建築師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出發點卻只有一個—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令人想起已故的建築大師丹下健三給兒子丹下憲孝的忠告 : 溝通,創造沒有任何東西能妨礙人們的想法與觀念流動交換的環境(Hagenburg, 2009) 。雖然三個月後即將拆除,努維爾的‘陽光機器’給了倫敦一個熱情的親吻,火紅的唇印將長留市民心中。

Bibliography

Davies, C. (2010) ‘Here’s One I Made Earlier’, RIBA Journal 07/08:2010, pp. 34-36
Garratt, S. Serpentine pavilion: Splendour in the grass. [Online]. Available at
[Accessed 21
July, 2010]

Hagenberg, R.(2009)。職業/建築家:20 位日本建築家側訪(王增榮譯)。台北:田園城市。
Wu, A. 2010 設計方法 [Online]. Available at [Accessed 31 July,
2010]

'Deconstructivis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2 July 2004, 10:55 UTC,
[accessed 21 July 2010]

Footnotes

i 參考資料來源: http://teacher.yuntech.edu.tw/yangyf/ff/grb62.html
ii 除了上述四人再加上彼得艾森曼, 藍天組( Coop Himmelblau)以及前文提及的伯納楚米
iii 甫在台北舉辦展覽的知名建築師理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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